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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应腾(浙大城市学院教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开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

　　强化法治保障，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制度基础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构建系统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建立覆盖各重点区域、各种类资源、各环境要素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体系。在生态文明制度“四梁八柱”的基础上，今后还应加大制度创新供给，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领域相关法律修订，加快开展碳中和专项立法研究，修订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执行”。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监管执法力度最严、法律制度实施效果最显著的时期，基本建立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进一步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必须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强化制度的有效执行，实施最严格的地上地下、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污，让生态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继续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用。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任何松懈都有可能产生“木桶效应”，影响整体实效。今年是第三轮督查开局之年，需要保持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高压态势，把严的基调和问题导向贯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执法监管始终，压实保护工作的政治责任，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强化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让制度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高水平环境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借助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境影响评价等手段，加快构建环保信用监管体系，规范环境治理市场，建立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生态损害成本、环境污染代价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推动经营主体主动进行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提高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水平，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绿色发展逐步完善体制机制，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清洁能源利用规模最大的国家，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面对美丽中国建设新的目标任务，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以能源和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为抓手，通过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和环境标准提升，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和空间结构转型升级，制定绿色生产行业标准，促进环保产业和环境服务业健康发展，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

　　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有力保障。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粗放利用问题依然存在。通过将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化交易的价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建立支持出让、转让、抵押、入股等市场交易行为的一整套制度体系，能够以市场化交易形成的资源环境要素价格为指引，提高资源环境要素在不同部门、行业、地区之间的配置效率，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加强科技支撑，增强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型动力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关键时期，面对碳减排约束与未来经济增长空间之间的矛盾问题，必须发挥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对于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作用，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把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以先进适用技术手段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科技创新是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关键变量。2012年以来，我国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大幅提升资源利用率，改变了以要素低成本优势为特征的传统生产方式，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面对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的要求，必须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加强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零碳工业流程再造等技术创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人才队伍，强化生态环境技术服务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数字技术是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的重要抓手。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恢复的能力，也存在自然恢复的局限和极限，对人工修复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实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的基础上，须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通过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基于大数据的环境监管和修复技术发展，加强“双碳大脑”“虚拟电厂”等创新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实现一体化的自然生态保护与修复，为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方法，加快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

　　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协同

　　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注重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创造条件加快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制度，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财税制度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基本手段。推动市场主体和社会各方护绿、增绿、谋绿，需要进一步用好财税政策“指挥棒”，强化财政支持、税收政策支持，发挥好财政资金导向作用和税收政策激励约束作用，建立健全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统筹整合节能减排、生态环境、植树造林、湿地保护等专项资金，调整优化财政预算科目，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对绿色产业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完善绿色税收制度体系，通过税收优惠和减免等措施，促进产业实现绿色发展。

　　优化环境经济政策是引导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聚集的重要途径。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形成扶绿、促绿的良性循环。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强化金融支持、价格政策支持，健全财政金融政策协调机制，培育绿色金融体系，通过风险补偿、专项奖励、绿色发展基金投入等方式推动市场化多元化投入，使财政资金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绿色收费价格机制，不断优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引导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14日 06版) 【编辑:梁异】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外部需求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等多重挑战，我国外贸加速提质升级，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壮大，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出口额持续攀升，展现出超大规模市场的韧性与活力，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下一步，应立足优势，加快形成政策合力，全力实现外贸促稳提质，牢牢稳住外贸基本盘。

　　加快落实落细稳外贸政策。发挥稳外贸政策综合效应，围绕外贸企业关心的“降低成本”“收支便利化”等具体问题，进一步落实落细相关配套政策。统筹用好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等，加大对境外参展、海外营销、来华采购、境外投资等跨境经贸活动的支持力度。发挥好出口信用保险融资增信作用，推动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不断优化承保和理赔条件，进一步扩大对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覆盖面。

　　切实降低外向型企业成本。针对外贸企业货源供给不稳、货物周转不畅等带来的原材料价格上涨问题，要在加快落实各项减税降费、贷款贴息等政策的基础上，推动海关监管模式创新，提升物流通关效率。探索建立外贸企业汇率避险激励机制，支持通过设置外汇衍生品专项授信额度、引入商业担保增信等方式，提升企业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强化用工、用能、物流等保障，确保外贸订单及时履约交付。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全球联动的融资支持，从源头上解决外贸企业“有单不敢接”的难题。

　　积极促进外贸新业态发展。鼓励多元主体按需建设海外仓，鼓励海外仓企业整合国内外资源，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服务。探索在东部沿海产业集聚度高、交通运输条件好、外贸基础强的地区增设市场采购贸易试点，通过优化跨境电商B2B（企业对企业）直接出口、出口海外仓监管模式等，推动市场采购贸易与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融合发展。支持外贸企业在综合保税区内开展“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探索开展汽车发动机、变速箱等产品保税再制造试点。

　　强化稳外贸产业基础。提升出口产品和服务质量，探索在中西部、东北地区设立更多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突出地区特色。扩大一般贸易出口，培育一批出口龙头企业和大型国际贸易商，加强品牌、质量和渠道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建立品牌推广中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品牌。积极支持加工贸易向中西部、东北地区梯度转移，重点打造一批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支持具备条件的区域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联动区，探索建立结对机制。在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以及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率先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加各国优质产品进口，拓宽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和重要能源资源进口渠道，支持国内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技术、设备及零部件进口。加强国际交流和强化贸易促进，发挥行业协会商会桥梁作用，密切供应商和采购商对接，鼓励外贸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稳定老渠道、开拓新渠道。加快推进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探索降低指定产品进口关税，提升进口便利化水平。大力发展口岸经济，以各类开放平台、交通物流枢纽为支撑，打造集聚高端资源要素、承接外向型产业、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载体平台。

　　密切同全球贸易伙伴合作。支持外贸企业参加境外各类专业展，持续完善已有线上贸易平台，创造更多贸易机会。优化自由贸易区布局，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逐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深入参与各领域议题谈判。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完善贸易畅通网络，支持中欧班列拓展新路线，打造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拓展丝路电商全球布局，建设“一带一路”电子商务大市场。加快推进对外贸易产品创新，鼓励创新、绿色、高附加值产品开拓国际市场。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金瑞庭） 【编辑:梁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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